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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宋元以来，长江景观舆图蔚成大观。其中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、传为宋代时人所绘《长江万里图》与《蜀川胜概图》长卷最具代表性。前者为绢本山水长卷，纵43.5厘米，横1656.6厘米，从传统江源认识的“岷山导江”绘起，由西到东，一直到长江入海口而止，同时标注沿江两岸地名240余处。后者为纸本水墨长卷，纵32.3厘米，横752.1厘米，图幅从右至左，由汶山、岷山绘起，重点描绘岷江上游及成都平原山水名胜，后以直接绘制川江流域之忠州、万州、云安、夔州、巫山县而结束，亦标注地名190余处。

　　至明清时期，长江景观图中的胜览因素不断加强，发展成为以长江名胜为对象的景观地图，不仅表达了文人士子对沿江景观名胜的追慕，更将自身的文化审美与地域想象融入其中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《长江名胜图》长卷，绘于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绘制者为冯世基（字菉白），是一幅描绘长江中下游沿江胜迹的景观名胜图。全图纸本彩绘，纵25.2厘米，横1119厘米。从湖北石首至岳州府仙姑港对岸的荆河口开始，自西向东至江阴县城而收尾。全图着色淡雅清新，配以平立面符号，形象描绘长江两岸的名胜古迹与滨水风景。同时，在视角表现上采用对景法，南北两岸地物对立两分，视线均朝向河流中心线，使得读图者有如站立于江中船头，展卷而下，直达江口。此图不仅有助于研究长江景观历史的变迁，还可为长江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。

　　此外，清末佚名所绘《长江大观全图》亦有代表性，全套图册共分六部分，依次为：（一）长江胜景图、（二）洞庭潇湘图八景图、（三）湖口县经洪河至江西省水道图、（四）湖口县经鄱阳湖至饶州府水道图、（五）长江总程图、（六）词赋。其中，《长江胜景图》从江苏镇江府绘起，沿江回溯而上，至洞庭湖口与荆河口止。该图册所绘内容重在表现南北两岸的山川景致与名胜古迹，如金山、方山、栖霞山、莲花洲、小姑山、龟山、晴川阁、黄鹤楼、鹦鹉洲等，是一套描绘长江中下游山川名胜的景观审美图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长江景观舆图在绘制技法上近乎白描，多以山水长卷勾勒沿江两岸的风景名胜，但却使万里长江从地理景观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意象。

　　明代中期以后，“嘉靖间倭寇充斥，东南糜烂，于是江防、海防之议益起”，防御倭寇由长江口溯江而上，就成为当时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任务。对此，郑若曾就坦言：“江防以拱护留都为重。长江下游乃留都之门户也，遏寇于江海之交，勿容入江，是为上策。”当时朝野人士多重视长江防务舆图的绘制。例如，在《筹海图编》《江南经略》等书中，就有多幅江防图与湖防图，其中刻画了明代沿江两岸江防信地的划分情形，对于探究长江水域防御体系有着重要意义。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《江防海防图》长卷，学界多认为是一幅反映明代中后期抗倭斗争的军事舆图。此图卷江防部分由上游向下游展开，详细刻画了长江自江西瑞昌到上海吴淞口的防御形势，对沿江两岸山川、城邑、墩台、沙洲等地理要素均有详细标注。

　　例如，现存甘肃省博物馆的顺治《长江江防图》绢本长卷，纵59.7厘米，横1340厘米，形象描绘了当时上起九江、下至镇江段的军事设施，凡拦江缆、拦江簰、战船、木楼、烟墩、军营等均有刻画，对沿江十一营的兵力部署、所在位置、汛地里数也有标注，是研究清代长江下游军事防御体系的珍贵资料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初《长江地理图》长卷，与顺治《长江江防图》在内容上高度相似。此图卷以长江为中线，自右向左一字展开，亦描绘清初长江下游从九江至镇江段的军事设施和布防情况。

　　晚清以降，有鉴于江防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，清廷设立了全新的长江经制水师。同治年间，长江水师成军后，自湖北荆州至江苏江阴，沿江数千里，计有六营分汛。鉴于地图对长江防务的重要性，时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约请马征麟，详细测绘全新的《长江图说》。此图计里画方，朱格墨印，描绘了湖北荆州到江苏南通境内的长江干流河道形势，详细标记沿江港口和水师驻地，是目前所见绘制最为精确的江防舆图。中国国家博物馆亦藏有同治年间一套纸本彩绘《长江图册》，刻画了长江中下游沿江两岸的炮台和兵丁数量，与《长江图说》同源；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套《五省南北两岸全图》，原题“恭绘恭书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安徽五省南北两岸长江全图”，重点刻画晚清沿江五省两岸的军事史迹与江防里程，可与《长江图说》相互印证。

　　长江防洪工程中，荆江是关键所在，所谓“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”。古人曾言：“江流自西而北，而东而南，势多迂回，至岳阳复自西南转东北，湖水并流，易于涨遏，故决害多在荆州。夹江南北，往往沿江为堤，咫尺不坚，千里为壑矣。”1788年夏，荆州万城堤发生溃坝，乾隆帝特命湖广总督查明水患原因。为此，湖北方面专门绘制了一幅《江汉堤工图》，此图纸本设色，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形象刻画了长江中游的荆江河道走向与江堤修筑工程，并用不同颜分长江和汉水的洪汛河段。

　　此外，长江上游川江河道险滩林立，航运艰难。1878年，贺缙绅专门编绘《峡江救生船志》，形象绘制了宜昌虎牙滩到万县狐滩段的河道走向，详细记录沿途礁石分布与险滩地名，全面展示了长江上游的救生标险等情形。19世纪末，约翰·立德意欲驾驶“固陵”轮上溯川江，以强取长江上游内河航权。有鉴于此，国璋编纂《峡江图考》一书，意图考察川江河道形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《峡江图考》在编纂体例上，“上水则从册首以逮尾，下水则从册尾以达首，反复顺逆，皆可浏览”，适应了长江三峡行舟的特点，上水下水各取所需，可谓别出心裁，在长江河道图编绘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。